“十一五”是我国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。我们既处在一个“黄金发展时期”，又处在一个“矛盾凸现时期”。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，其改革与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综合分析、判断，对“十一五”时期若干财政问题思考如下。

　　一、转变财政调控经济增长方式，构建“内生”经济增长机制

　　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，在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。一是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“短期”政策“长期”化问题，出现了新一轮重复建设、产业趋同、效益递减，对民间资本产生了“挤出效应”。二是以初级产品、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有“量”无“质”问题，加剧了资源的过度消耗、恶化了生态环境、增加了国际贸易摩擦。三是由内需不足所引致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，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。

　　针对拉动经济增长“三驾马车”所出现的结构性矛盾，亟须实现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，即由主要靠投资拉动转向投资、消费拉动并重，逐步提高消费率，降低积累率。对此，在财政政策取向上就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，构建“内生”经济增长机制。一是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水平，带动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增长，提高居民购买能力，形成“橄榄球”式的消费结构，培育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等收入消费群体，放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功能。二是增加对“三农”的投入，提高农民购买力水平。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，继续增加对种粮农民补贴，促进粮食增长、农业增效、农民增收，通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，增强农民消费信心。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，增加人们的即期消费。通过增加政府投入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，消除人们的预期消费心理，增加消费性支出。四是淡出国债投资，跟进适度减税政策。进而，弱化“挤出效应”，减轻企业宏观税负，鼓励民间投资。五是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。通过调整资源税税率，提高矿产资源使用费标准，用以补偿资源产出地的损失，控制资源开采量，促进资源节约使用。

　　二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，构建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

　　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，经过10多年的实践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由1993年的22％提高到2004年的54.9％。然而，这种以划分收入为目的的“渐进式”改革，具有明显的中央大一统、过渡性和让利不分权等特色，属于“非帕累托改进”。一是政府职责不具体、不清晰。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企业存在着“越位”、“缺位”，表现出“内外不清”的问题。二是事权与财权不匹配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、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与财权范围划分缺乏法律基础，存在着相互交叉和重叠的现象，表现出“上下不明”、“地方各级关系不顺”的问题。三是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。同科学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相比，存在着政策目标不够明确、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大、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。

　　“十一五”时期亟须调整和完善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：